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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时间的一场赛跑——上海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在武汉转运新冠肺炎患者纪实

 

     武汉街头,深宵静谧犹如空城。路两旁街灯通明却不见人影,120急救车呼啸而过,留下阵阵警笛声刺破长夜。

    坐在驾驶舱里的刘轶深吸了口气,稍微缓解一下闷在防护服里五个小时导致的大脑缺氧。车后部的医疗舱内坐着一名护士,一名急需送进病房的重症患者。仪表盘里的指针稳稳落在60公里,他定了定神,握紧方向盘,仿佛这方向盘上,正系着三个活生生的人命。

一名队员开着救护车转运病人的途中

     这是上海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员们驾驶的一支120急救车队,十多天来不分昼夜地奔走在武汉的各大医院间,接送新冠肺炎重症病人。团队8名司机均来自上海市红十字医疗急救中心,年纪最大的陆自刚生于1972年,最小的孙俊刚过34岁生日。作为上海第一批驰援武汉的急救车司机,他们当初是从100人当中被挑选出来的。

    年龄50岁以下,在急救中心工作10年以上,共产党员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参加过非典、埃博拉病毒的病患转运,汶川地震救灾,都江堰援建,以及世博会、进博会、亚信峰会等大型活动的保障工作。

画面中由左向右依次为队员薛凯华、孙俊、侯敏杰、阮盛、刘轶、陆志刚、沈骏、曾杰

    2月8号晚上22:30接到任务,2月11号凌晨,八个人乘坐普快专列的绿皮火车到达武昌站。“我们都是自己写的请战书。”出发前,来送行的家属从火车站分别就开始掉眼泪。那天,刘轶的家属没来送行。接到任务后,他把妻子和孩子留在老家便只身奔赴前线。归期未定,他也不知道下次重逢会在什么时候来临。

    出车:缺氧时深吸两口气

    这是他们来到武汉的第12日。早餐过后,队员们开始对驻地酒店的房间和公共活动区域进行消毒,仔细清点物资。留一人在值班室,其他人陆续走下楼,来到离酒店不足100米的武汉120救急中心门外,开始给队里的5台急救车做常规检查。

队员阮盛(右)和队友在分装防护装备,这是给当天出车队员使用的

    “常规检查主要围绕水、电、油、轮胎和车辆四周进行,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医疗舱的负压装置。”急救车是负压车,通过负压机,把急救车后部医疗舱被污染的空气过滤后排到车外。疫情期间,这相当于一道救命的关卡,司机需要每天仔细检查车辆的负压值是否出于正常工作状态。

    检查无误后,几个人回到酒店的值班室待命。值班室也是一个酒店房间,他们身穿统一的红白色队服,围着一张小圆桌或坐或站。一上午的时间过去得很慢,等待的过程,并没有想象中轻松,因为对于当天的出车任务,一切仍是未知数。“你看我们上午为什么没有出去,是因为他们在收集信息。”一旁的队长刘轶细声跟我说。

队员在出车前排除车辆故障

    刘轶口中的“他们”,是武汉急救中心。他们负责收集信息和急救车辆的调度。哪些医院现在有床位,哪些地方有人需要转治,转治的人员中轻症有多少、重症有多少,需要多少台车……等数据收集整理好以后,向各车队长派发任务。“真正的出车时间基本上都在下午和晚上。”

    “来了!”下午三点的时候,刘轶的手机响了一下,当日的出车任务派发下来了,他们要前往一个隔离点将病人转运至火神山医院。刘轶将这单任务派给了孙俊和侯敏杰。两人接到任务后立即起身,提着防护装备飞奔到各自的救护车辆旁,开始快速地穿戴防护装备。跟车的医护人员来自内蒙医疗队,他们也在穿戴防护装备。20分钟后,一切准备就绪,进入驾驶舱,点亮警灯,出车。

队员和医护人员在出车前对救护车上的装备进行清点排查

    “其实从疫情刚出现的时候,我们就已经开始强化培训穿脱防护服了。”侯敏杰说。防护服是一次性的,每出一次车,防护服通常要在身上穿5到6个小时,直至当天任务结束。护目镜、手套、口罩都不能摘下来,在这个过程中,人的精神状态高度紧绷,有时一天要连续到好几个点位接运病人,回来时已是晚上10点钟。

    穿着防护服开车,对驾驶员影响最大的就是护目镜起雾。“开车时间一长,护目镜里的雾气就凝成水滴,什么都看不清,这时你不可能把护目镜摘下来擦。”为了防止起雾,驾驶员每天都会用碘伏擦拭护目镜,“不擦碘伏,戴上去5分钟就全看不见了。”

向车队的车钥匙喷洒消毒液进行消毒

    另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是缺氧。”戴着N95口罩,如果只用鼻子呼吸很容易缺氧,但如果用嘴呼气,呼吸量太大,雾气形成的速度会加快。“所以我们只能用鼻子呼吸,实在受不了就深吸两口气,缓解一下大脑的缺氧。”侯敏杰说,这是大家总结出来的经验,深吸两口气,然后慢点开车,一点一点仔细观察路面情况。

    “缺氧的直接表现就是反应变慢,然后容易瞌睡。”防护服很闷,5个小时下来,人会迅速疲劳。如何缓解缺氧带来的疲劳?“我会把收音机打开,跟着他唱歌,或者跟边上的医护人员讲话。”每次出车,都有一位来自内蒙古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跟车护送病人。出发时,医生坐在副驾驶位置,下车接病人后,就和病人一起坐进医疗舱。

停放在武汉120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整齐的排着队,其中就有队员们驾驶的救护车

    一辆急救车的狭小的空间,被严格划分出清洁区、半污染区和重污染区。“驾驶舱是最干净的清洁区,车外是半污染区,医疗舱是重污染区,脑子里必须有一根弦。”记者原本坐在副驾驶舱,跟患者一起下车后再上车,侯敏杰就不允许再进入驾驶舱了。

    风险:每天出车量摆在那里

    隔离点设在市郊的一家酒店内,有6层楼高,周围设置了警戒线,唯一入口处有几名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守。

    抵达隔离点后,车上医护人员下车和隔离点工作人员核对患者信息,进行交接手续。急救车是没有车牌的,信息要反复核对,病人的姓名、年龄,甚至于性别,都要核对清楚,因为带着面罩根本就看不出来。

刘轶车队接手的一批新车辆设施还不完备,厂家工作人员正在逐一进行登记

    一刻钟后,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,患者带着行李陆续上了救护车,车队驶离隔离点,再次前往20公里以外的火神山医院。这些被确诊的患者将在火神山医院接受治疗。

    “我们的职责,是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完成转运病人的任务,同时确保每一名车队成员的安全。”作为队长,刘轶时时倍感压力。“我们运送的都是重症患者,具有很强传染性,因此每一个防护环节都要严格按照规范去操作,不得有半点纰漏。”

    在上海急救中心,刘轶是机动班的一名驾驶员,这是他第一次带队。今年38岁的他从部队转业后就进入120,开了14年急救车。“机动班平时承担的任务就是突发事件,今年1月上海疫情爆发时,我就开始接送确诊病人了。”

队长刘轶接到出车任务,在手机上安排人员出车

    然而在武汉,每天面临的情况和工作强度都与上海不能同日而语。“压力肯定是有的,每天的出车量就摆在那里,你跟病人接触的数量越多,你的风险就越高。”他给记者看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出车记录单,每一行窄窄的信息背后,或许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任务。

    薛凯华最多一天跑了150公里,开了6个多小时车。他当天下午三点出发,回来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。他前后去了雷神山、火神山、金银潭三家医院转送病人。其中有一个病人送到医院后情况突然急转直下,直接就送进了ICU。

队员侯敏杰和来自内蒙古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在出车前穿戴防护服

    一天工作五六个小时,防护服不能脱,生理问题如何解决?和队员们聊天中,总绕不开“纸尿裤”这个话题。曾杰知道自己今天要出车,从早饭后就一直把纸尿裤藏在身上。“这是为了节约时间,一旦接到命令,直接穿起来就可以走。”

    刘轶说自己是不穿的。“我很不习惯,就算穿着也不一定能尿得出来。”而他的方法就是忍,“我基本可以坚持4个小时以上。”虽然对自己要求高,但他还是会跟队员们说:“如果你们实在不行了,就在对讲机里呼叫,先撤回来,我重新派车去。”

孙俊驾驶的120急救车跟随孙敏杰的车进入了一家隔离点接病人

    侯敏杰的最长记录是连续工作7小时。“2月11日下午2点多接到通知,到第一人民医院转了两车病人,来回四趟。其实两个医院之间相距也就7公里,但交接的时间很长。”等待的时间,是最难熬的,驾驶员不能下车,隔离服又很闷。“我在最后一家医院门口等了半小时,当时浑身已经湿透,最后实在憋不住了……”

    团队:从不相识到成战友

    就是这样一支八人小团队,坐着绿皮火车从上海来到陌生的武汉,不分昼夜地奔走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,让许多危重的病人得到及时的救治。

进入火神山医院,工作人员向侯敏杰驾驶的救护车喷洒消毒液

    “我们这八个人里头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。”侯敏杰心细,在队里担任财务统计;刘轶雷厉风行,有任何事都冲在前头……“上海急救中心有1000多名员工,偏偏选中了我们八个人,有些人原来根本不认识,却因为今天的武汉而成了过命的战友。”

    八个人中有的大专毕业,有的本科毕业,但他们在上海历届急救队伍技能比赛中,都是前三名的种子选手。救护车司机除了驾驶能力,还需要辅助医护人员完成很多急救行为。“比如做CPR(心肺复苏),我们的标准和医生是一模一样的,急救车驾驶员每年要进行CPR考试,每年每个人都必须过关。有些老驾驶员经验丰富,打针、血压、心电图都会用。”

火神山医院的医护人员引导救护车上患者下车前往病房

    运送病人,是个与时间赛跑的工作。刘轶说,这支队伍有三个特点,高效,接到任务立即出车,让病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医院;服从,不会拒绝,接到任务后从来没有人说过“怎么又是我去”这种话;规范,不管是穿脱隔离服,还是交接病人,都严格按照规范进行。

    刚到武汉,小分队便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,由刘轶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,沈骏和侯敏杰是委员。“每天出车回来,临时党支部都会开会讨论大家当天遇到的情况,然后由我们三人一起决定一些新的规范和方法,通知到每一位成员,这是临时党支部所起的作用。”

孙俊向跟车的护士打听病人的安置情况

 

    家人:“想与你并肩作战”

    2月14号情人节那天,一名队员突发奇想要拍一段视频发给老婆和女儿,结果大伙儿都跑过来一起拍,最终,个人表白视频变成了集体表白视频。

    “我记得出发那天,很多人都是老婆来送行,从单位出发就开始掉眼泪。我们都是男人嘛,很少会把内心的情感表露出来,都是放在心里。”刘轶说,“到这里来,家里肯定是非常担心的。但现在就是国家有危难的时候,对吧?我们都是党员,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业,这个时候不挺身而出怎行?”

侯敏杰驾驶的救护车跟随在同伴的车队后,再次前往转运病人的路上

    今年春节,因为老丈人生病,刘轶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妻子老家过年。“我们大年初二回去,没想到疫情这么严重,我初四就一个人回上海了,把她们都留在了那边。”独自返回上海以后,刘轶每天都奔走在转送确诊病人到公共卫生中心的路上,那段时间他住在单位里,一直没有回家,每天睁开眼就开始出车送病人。

    后来,就接到了到武汉的任务。“我是在视频里面和我老婆说的,我说我要去武汉了。”出发那天,刘轶没有家属来送行,他最惦记的人也不在身边。“我现在每天早上七点多都和她们视频,相互报个平安,因为晚上要汇报工作往往要到很晚……”

侯敏杰在完成出车任务后,对身体和车辆进行消毒处理

    侯敏杰的儿子今年上初三,昨天,他收到了一个惊喜。“他们学校的同学知道我去了武汉,一起拍了一段视频给我,里面有我儿子和孩子们写的信。我很感动,仿佛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鼓励和勇气。”

    孙俊是年龄最小的队员,他说儿子是3月9日生日,“但我知道3月9日肯定是回不去了,我已经做好做打持久战的准备。”孙俊的妻子是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的一名护士,一听到孙俊要去武汉,她马上就写信给院长报名要到前线。“她说一定要过来,她说,要跟我站在同一个战场上并肩作战。”

一名队员在帮助侯敏杰脱防护服

    孙俊与妻子的缘分也是在送病人的路上结下的。“我一直去徐汇区中心医院送病人,觉得双方都挺合适的。结婚近5年,孩子快3岁了。”他说自己不是个浪漫的人,“谈恋爱到现在,也有吵吵闹闹、不开心的时候,但这次来了武汉以后,她现在特别崇拜我,以前只是一般崇拜。”走的时候,她送他到火车站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“如果来武汉是她的意愿,我会支持她的决定。”

孙俊和侯敏杰结束一天的工作,将车辆停放在固定的车位上

    夜已深了,孙俊再次发车,开往接送病人的路上。街灯依然明亮,驾驶舱里的人却孑然一身。站在疫情的风暴中心,很多危险无法预料,很多事情异常残忍。但家人,永远是心底里最柔软又最坚强的依靠。

    在这支团队里,有的人参加过非典、埃博拉病毒的病患转运,有的人参与过汶川地震救灾,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。“但是在地震救援中,你起码还能预测到最多有几次余震,可是这次疫情何时结束,没有人知道,你永远不知道危险在哪里,我们只能每天都小心,小心,再小心……”

侯敏杰在看儿子学校发的公号推文为他加油鼓劲,上面有儿子和同学录的视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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